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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学术笔谈】

作者：张小刚（敦煌研究院研究馆员、副院长兼考古研究所所长，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敦煌石窟文献释录与图文互证研究”〔21&ZD218〕的阶段性成果）

从1900年发现敦煌藏经洞以来，敦煌学已经走过了123年的历程。早期敦煌学主要是对藏经洞出土文书的研究，随着敦煌石窟图像资料的大量公布以及当地考古成果的陆续推出，敦煌学的研究范围和影响不断扩大。

1930年陈寅恪先生在《敦煌劫余录序》中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敦煌学的兴起和发展始终与新材料的发现紧密联系，与敦煌地区出土的文物息息相关。姑且不说藏经洞的惊天发现；不说具备现代考古学知识的斯坦因、伯希和、奥登堡、华尔纳等外国探险家对莫高窟、榆林窟和汉长城、烽燧等遗址的考察记录、照相、测绘和盗掘；不说20世纪40年代向达、夏鼐、阎文儒、劳干、石璋如、张大千、谢稚柳、王子云、常书鸿、史岩、李浴等中国学者对敦煌地区的石窟、古墓葬、阳关、玉门关等遗址的实地调查和记录；也不说1944年在莫高窟中寺后园土地庙残塑体内发现的近百件古代文书，单只说新中国成立之后敦煌地区的各种考古新发现，就改变了许多旧有的认识，极大地推动了敦煌学的发展。未来，敦煌考古工作也必将为促进敦煌学各方面的研究提供更多的原始资料，对于更好地研究和认识敦煌文化起到重要作用。

石窟考古方面，敦煌研究院从20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末先后四次对莫高窟南区窟前遗址进行了清理发掘，1988—1995年对莫高窟北区石窟做了全面清理发掘，发现了南区窟前20余座殿堂遗址以及一些新的窟龛，特别是北区具有不同功能的僧房窟、禅窟、瘗窟、廪窟和少量礼佛窟，出土了包括各种文书、艺术品、生产生活用具在内的大量珍贵文物，为研究莫高窟营建、使用、变迁历史以及敦煌历史文化增添了重要资料。目前，敦煌研究院考古研究所正在对20世纪60年代记录的莫高窟崖面遗迹考古报告做整理研究，同时对莫高窟崖顶天王堂及其周边遗址进行考古发掘。未来还计划逐步在莫高窟崖顶与大泉河两岸以及莫高窟周边的成城湾、采石场、五个墩、和尚沟、南天门、观音井、老君堂、王母宫等遗址开展考古调查和清理发掘，以便了解莫高窟范围内具有礼拜、修行、生活、埋葬等不同功能的各个地点或者空间，更好地认识当时的佛教信徒是如何在莫高窟活动的，了解以莫高窟为中心的周边佛教遗址群的分布，更好地认识莫高窟当时所处的自然和人文环境及其所起的作用。逐步在榆林窟、东千佛洞、五个庙等石窟开展非礼拜区域或洞窟，也就是类似莫高窟北区一样专门用于佛教信徒生活或修行的洞窟或区域的调查和清理发掘工作。

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宿白的指导下，樊锦诗、马世长、关友惠、刘玉权等人完成了莫高窟的十六国北朝、隋代、唐前期（初唐、盛唐）、吐蕃占领敦煌时期（中唐）、西夏、沙州回鹘洞窟的分期研究，对敦煌石窟的年代序列问题作出了重要贡献。未来敦煌研究院还将继续对敦煌石窟晚唐、五代、宋、元等时期的洞窟进行分期研究，并对中唐、西夏、沙州回鹘时期的洞窟分期成果进行补充修订。继续加强敦煌及其周边地区石窟基础性资料的整理和出版工作。敦煌石窟中大量的供养人题记和壁画榜题文字资料的全面整理也在进行之中。20世纪五六十年代敦煌文物研究所开始尝试编撰详细的洞窟考古报告，通过文字记录，绘制实测图，拍摄图版照片，先后整理完成了莫高窟第285窟和第248窟的初稿。经过数十年的努力，由樊锦诗主持编著的《敦煌石窟全集》第1卷《莫高窟第266—275窟考古报告》于2011年出版。按照国家文物局印发的《中国石窟寺考古中长期计划（2021—2035年）》，敦煌研究院计划2025年前完成肃北五个庙石窟窟前遗址、北魏洞窟窟前建筑遗迹考古工作和《敦煌石窟全集》第2卷《莫高窟第256、257、259窟考古报告》，2030年前完成《肃北五个庙石窟窟前遗址发掘报告》，2035年前完成第3卷《莫高窟第251—255窟考古报告》及第4卷《莫高窟第260、262、263、265窟考古报告》。石窟考古报告作为科学、完整、全面的石窟档案，对于石窟的保护具有非同一般的作用，提供的详尽原始资料也将极大地推进石窟考古与艺术等领域的研究工作。

古文化遗址方面，敦煌地区现存数十座汉唐时期的郡县城址、要塞关址、交通驿站，数百公里的汉长城，一百多座汉代烽燧等古遗址，其中比较著名的有敦煌阳关、玉门关及长城烽燧（玉门关、当谷燧、河仓城）、悬泉置、瓜州锁阳城、破城子（广至县城）、沙州城、寿昌城、晋昌郡城、冥安县城、石包城等遗址。这些遗址不仅其本体对于研究我国中古时期的城市布局、军事防御系统、交通道路具有重要的历史和考古价值，而且遗址中还埋藏着大量可移动文物，包括汉晋简牍等文字资料。自1907年与1915年斯坦因在敦煌西北的汉代烽燧中盗掘3000余枚汉简和8封粟特文古信札以来，至今在敦煌西北的小方盘城（汉玉门关）、马圈湾等烽燧、悬泉置遗址等地出土了超过3万枚带有文字的汉简，其中特别重要的是1990—1992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敦煌市莫高窟以东62千米甜水井悬泉谷口西侧汉代效谷县悬泉置遗址进行的清理发掘。遗址由坞院、马厩、驿道、灰区堆积等组成，共出土汉晋时期各种器物万余件，竹木简牍3.5万余枚（片），其中有字简2.3万余枚。出土文献以木简为主，也有帛书、纸书、墙皮题书，内容繁杂，主要有邮书、邮书课、邮书刺、符、传信、过所、名籍、簿书、诏书、律令、爰书、历谱、医方等。近年来，甘肃考古工作者加大了对阳关遗址的调查和研究，敦煌研究院考古研究所已持续五年对锁阳城塔尔寺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对其年代、性质、结构、布局等问题都有了新的认识，未来还计划制定世界文化遗产锁阳城遗址考古的中长期工作计划。敦煌地区的古文化遗址经过发掘的还只是很少的一部分，随着考古工作的逐步展开，还会发现更多的遗迹和遗物，从而不断丰富敦煌历史文化的内涵。

古墓葬考古方面，敦煌地区的戈壁上现存大片的墓群，比较著名的有敦煌市西边的祁家湾墓群，南湖、西土沟、山水沟墓群，东边的佛爷庙湾—新店台墓群，以及踏实墓群、冥水墓群、长沙岭墓群等。1944年西北科学考察团历史考古组向达、夏鼐、阎文儒等学者首次对敦煌地区的古墓葬进行了科学考古发掘，共发掘西晋至唐代墓葬30座，其中魏晋至南北朝墓葬21座，唐墓9座，包括敦煌最早发现的一座晋代彩绘画像砖墓即翟宗盈墓。1985年甘肃省考古工作者在敦煌祁家湾墓群清理墓葬117座，时代在西晋、十六国时期，其中有3座北凉神玺年间的土洞墓中发现了画像砖。1987年为配合敦煌机场维修工程，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1座西晋画像砖墓。1995年再次进行发掘，清理西晋、十六国及唐代墓葬共600多座，其中有5座壁画墓，年代均为西晋早期。1991年在敦煌佛爷庙湾墓群清理了1座西晋壁画墓，1999年又清理画像砖墓1座，2000年在佛爷庙湾清理324座墓葬……目前在敦煌地区发掘的墓葬主要集中在祁家湾、敦煌机场、佛爷庙湾几处，年代多在魏晋时期，也有少量唐代墓葬，魏晋墓中有一些是砖室壁画墓，其覆斗顶的主室，莲花藻井、高大照墙上绘制的传统神话传说中的神禽异兽等元素，可能影响了莫高窟十六国北朝洞窟中某些形制和内容。敦煌其他时期的墓葬发现得很少。晚唐、五代至北宋初年，敦煌地区主要由归义军统治。藏经洞中出土的文献和绘画也主要集中在这个时期，但截至目前，除了首任节度使张议潮归阙逝葬长安以外，其他的地方统治者和僧俗官员、百姓去世后都在本地安葬。上海博物馆藏敦煌文书《清泰四年（935）曹元深祭神文》，记载了曹氏归义军首任节度使曹议金的墓地位于“沙州莫高乡阳开之里”，曹氏的历任节度使应该都安葬在曹议金墓附近。敦煌文献中还记载晚唐归义军节度使张淮深之女与五代归义军节度押衙罗盈达等先后葬沙州阳开河北原，张淮深父子、五代时常乐县令阴善雄及都僧统阴海晏墓则在阳开河南原（莫高里大河南原）。未来如果能够通过考古工作发现归义军时期的家族墓地，对于研究晚唐至北宋初期敦煌的历史将起到重要推动作用。

《光明日报》（2023年08月28日 14版）